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

——《庄子·外篇·在宥》

　　当年唐尧统治天下，让天下人欢欢乐乐，喜悦于自身性情的流露，这样做虽好，却是并不消停的，是一种折腾的萌芽。到了夏桀统治天下的时候呢，他整人害人，让天下人叫苦连天，苦恼于自身性情的饱受压迫，这是很不舒心的，是一种郁闷。不能恬淡清静，或不能舒心畅快，都不是有德的结果。背离了这样的大德，而能长治久安，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

　　这里最惊人也是最独特、最杰出的论点是他把唐尧和夏桀绑在一块儿批，把让人民百姓欢呼雀跃与给人民制造压制痛苦的帝王绑到一块儿批。当然，庄子这里有说得过头的地方，人们很难接受。大致的常识认为:明君与昏君，贤君与暴君，应该是不一样的。唐尧与夏桀的下场差别也很大——唐尧将天下禅让给虞舜，而夏桀被商汤的革命所推翻，唐尧是名留青史，夏桀是亡国亡头。再说，例如一场大的历史事变，或者一场战争的胜利，能激发起极大的热情，开始时刻，人们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到处莺歌燕舞，欢声雷动，这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不能简单地否定这样的历史过程，也不要以为这样就能长治久安。

　　但是，庄子的说法也有特别精辟的地方。盖过分地追求与打造政绩，追求颂扬，追求光明欢乐的气氛，以庄周的观点，并非可取。这与老子认为太上是下知有之或不知有之，下面的百姓知道有这么个头儿这么个王，足已，其次才是亲而誉之，思路是一样的。原因在于，老庄认为，君王、百姓应该各安其位，各行其道，就像我国的某些城市，交通宣传上提倡的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一样，而交警也有自己的一定的位置。不要互相攻击、互相为难，也不必更不可能互相歌颂、互相吹捧。某方面与另一方面，热烈地互吹起来，容易有假有诈，容易期望值过高，一旦有所不美，极易反目成仇，如当年的中苏关系那样。吹捧过分还会造成君王的牛气冲天，不可一世，或者造成全族群的自吹自擂，过度膨胀。用我的语言来说，高潮化可能很感人，但未必持久，只有正常化、自然而然、各行其道，才是靠得住的。

　　天下人欣欣然乐其性，岂不甚好!为什么会从中得出是不恬也的结论呢?从心理卫生的角度却容易解释，按心理学专家的说法，过度地欢笑与过度地忧郁，对于人的心理健康来说都不利。还有，追求欢乐过度会出现伪欢乐、欢乐秀，会降低人们的自省、自律、自我调节能力。天天歌舞升平，全无忧患意识，当然不是好事。可能还有别的讲究，值得深思。

　　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阴阳并毗，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处无常，思虑不自得，中道不成章。于是乎天下始乔诘卓鸷，而后有盗跖、曾、史之行。

——《庄子·外篇·在宥》

　　一个人若是乐大发了会伤害他或她的阳气，怒大发了会伤害他或她的阴气。(疑应释为乐大发了使阳气亢进过盛过剩，怒大发了使阴气亢进过盛过剩。)阴阳二气亢亢虚虚，受了干扰，四时的变化失常，冷冷热热的交替与融汇也不能和顺自然，不是会反过来伤害人的形体吗?大喜与大怒使人情绪混乱，起居行止失常，思虑没有了头绪，失去了行动中、进程中有所自我调整的能力，找不到条理章法。这样，社会风气会变得矫情、伪饰、狡黠、乖戾，在这种不正常的天下无道的背景下，才会出现盗跖这样的凶恶之人，也才会出现曾参、史那样的好名作秀的善人。

　　庄子之重视平衡、均匀、正常、自然，警惕过分、过度、极端、刻意，达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不能过，最好是什么都没有。他认为任何失常、任何过度、任何迁移即变味变质，都是灾难，用到人身上是伤身，用到时序上是伤时伤季伤寒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出坏人、盗贼固然可悲，出圣人、道德家也绝非吉兆。那么从个人来说，无喜无悲最好，无功无过最佳，无得无失正好。这个说法有一定效用，又有些空虚，令人赞之叹之。（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