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来佛教判教研究要述
发布时间：2022-10-12 14:00:53作者：心经在线网
1900年来佛教判教研究要述
1900年来佛教判教研究要述
王仲尧
一、 1949年之前的研究
1949年之前学术界与佛教界都进行了判教研究，其中佛教界除“判教研究”外，还产生了独特的“判教思想”,试图以之运用于实践中的佛教改革。
以下分学术界与佛教界二方面分述。
1、学术界研究情况要述
近代佛学研究启自杨仁山（1837-1911）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杨氏作为中国近代佛学的启蒙者，创立学术环境有成，方使近代佛学研究得以开展，判教研究也是在此之后才应运而生。20世纪前半期中，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判教研究有黄忏华、汤用彤等。
黄忏华，氏广东人，1914年偕胞弟黄树因至金陵刻经处从欧阳竟无学佛学，后久居南京，知识渊博，研究领域广阔。代表作《佛学概论》、《中国佛教史》于30年代出版（商务印书馆），其《中国佛教史》，与此前已出版的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蒋氏在“凡例”中注明是据日人境野哲着《支那佛教史纲》增补而成）相比，黄着是近代中国学人首次独立撰着的第一本完整的中国佛教史著作，此书首次较深刻全面地涉及各佛教学派、宗派的教理思想研究，并且，首次对判教展开较系统的探讨。
对中土判教的缘起，他概括为两个方面：
其一，佛教传来，到南北朝“三藏教典已大致译出。这些教典在印度所属派别有异，义理互有出入”,中土学者的解释阐述不一，更形异解分歧，“然而佛教教义，是在多样之中有它的统一的理体，而学者爬罗剔抉，又可把这些纷歧的教义加以整理，分别归纳作几个范畴，更把它有秩序地配列，统一在体系的组织之下，于是形成一个佛教大一统的构图；这是教相判释发生原因的一面。”
其二，“由于这时教典略备，学者钻研探讨，各有所崇，思想体系逐渐成熟”,因而宗派雏形开始呈现，“他们把释迦如来一代的教法，依一家的义旨，或者加以时间的配列，或者就教理的深浅加以组织，剖判解释，以阐明各家在整个佛教当中所占的地位和价值；这是教相发生原因的又一面。”
中土各家判教思想中，黄氏认为最重要的是天台宗智顗的判教，他指出：
当时印度佛教之一切法门，悉移植于中国，然纳诸中国思想之炉鞴中，而陶治铸造之；以南朝佛教，即承龙树之《三论》、《涅 》两宗为骨髓，搀加北朝佛教；以于印度佛教之外，唱出放一大异彩之教义；施五时八教之判，料理一代之教法；演五略十广之说，光显圆顿之解行；教观周备，极法海之伟观者，智 也。“
黄氏未进一步深入讨论天台宗教判教的意义，但视其为铸宗派教理之思想框架的意思，是明显的。1949年后黄对判教问题续有撰述，但基本思想未再拓展。
汤用彤（1893--1964年）原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1918年考取官费留学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硕士回国，在北京大学等讲授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其名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初版（商务印书馆），迄今在学术界仍较有影响。此书中也涉及到判教问题。他指出：
印度佛典出世先后不同，各有其立义之宗旨，学说之背景，于是陈义纷繁，而有二乘诸部，性相各宗。及经论东流，研读者多，又各抒其所见，而异说并兴。判教之说，盖求于印度佛教之纷歧，作一整理统一之区画。又欲于依判者之宗义，以平章中国流行之异说，而定于一尊。其包举既广博，而计划亦至伟大。中国宗派之形成，实凭籍于此。……而华（严）、天（台）二派之判教为其整个学说之骨架，至为重要。
判教之事，不但与宗派之成立至有关系，而研究判教之内容，亦可知时代流行之学说、研究之经典为何。盖判教之所采取，必为当时盛行之经典与学说，故实其时佛学情形之反影也。
汤氏另一佛学著作《隋唐佛教史稿》原是作于3、40年代的讲义稿，由汤一介整理后于1982年出版（中华书局）。书中未专门研究判教问题（原稿第四章十节”综论各宗“是仅有一二百字的提纲，见汤一介”隋唐佛教史稿整理说明“,同书3页），他对由判教而产生的宗派，特别给出定义谓：
佛法演至隋唐，宗派大兴。所谓宗派者，其质有三：
一、教理阐明，独辟蹊径；
二、门户见深，入主出奴；
三、时味说教，自夸承继道统。
黄、汤二氏对判教的研究，代表了1949年前半个世纪学术界的水平。其基本特征有二：
一，提出判教问题是佛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不但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大致规范了对此问题研究的框架，在20世纪下半期仍有一定影响；
二，对判教之具体研究，尚未深入展开。
2、佛教界研究情况要述
此时期中，由于欧阳竟无先生主持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和太虚法师主持的武昌佛学院的先后举办，深入推动了佛学研究。就判教研究而言，最有意义者应推太虚法师、印顺法师。
释太虚（1889--1947年）俗姓吕，原籍浙江石门县，出生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16岁出家。太虚论述的份量大。太虚指出：
天台、贤首、三论、唯识、禅、净、律、密这大乘八宗，其境是平等的，其”果“都以成佛为究竟，也是平等的；不过在”行“上，诸宗各有差别的施设。……故各宗有各宗的方便殊胜施设，这样来判摄一切佛法，与古德的判教，完全不同了。……八宗既是平等，亦各有其殊胜点，不能偏废，更不能说此优彼劣，彼高此下。
太虚说这是他第二期对佛法（判教）的见解，这个见解以后发生了变化：
在民国十二三年后，我对佛法的见解，就萌发了第三期，……与前第二期迥然不同。第一期的见解，可以说是承袭古德的，第二期的见解，是摄小归大而八宗平等。因为佛是唯一的，所以佛所说的法，当然也就是一味了。
总的说来，太虚的第三期判教思想，是在第二期”八宗平等“基础上，以较单纯的”三期“或”三宗“之说统而摄之。如他强调”法贵当机“、”行是侧重当机者实践上说的“,”今判三依三趣，乃就三个时代机宜的大概而言“,分为”一、依声闻行果趣发起大乘心的正法时期“,”二、依天乘行果趣获得大乘果的像法时期“,”三、依人乘行果趣进修大乘行的未法时期“,由此他更提出”人生佛教，即由人乘进趣大乘的佛法。“又如在当时较有影响的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及义理问题的讨论中，太虚依教理分大乘佛法为三宗：法相唯识宗、法性空慧宗、法界圆觉宗；印顺法师发挥此说，分佛法为：虚妄唯识、性空唯名、真常唯心三宗，就更加明确清晰了。
太虚自己的判教思想，是在判教研究基础上提出，是有感而发，有所为而发，非纯为研究。其出发点，即是以全体佛教为目标，实行改革。太虚判教思想（包括判教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始终强调佛教为一整体，这是为其佛教改革以全体佛教为对象张目，但也可说，即是突出了传统判教中的”会通“思想；
二，重提传统判教中的”人天教“问题，并予以特别强调，如在《佛法之分宗判教》中，谓”今综佛法之大全，以类别之，可别为三，“以”三教“判分全体佛教，即化俗教、出世教、正觉教，其中”化俗教“即”谓人及天等五乘之共教“.
本世纪佛教界未见再有其他人能如太虚法师之重视判教，同时，也未再见其他人能对判教研究有如此深入的研究，并且有较系统的”判教思想“之提出。
王仲尧
一、 1949年之前的研究
1949年之前学术界与佛教界都进行了判教研究，其中佛教界除“判教研究”外，还产生了独特的“判教思想”,试图以之运用于实践中的佛教改革。
以下分学术界与佛教界二方面分述。
1、学术界研究情况要述
近代佛学研究启自杨仁山（1837-1911）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杨氏作为中国近代佛学的启蒙者，创立学术环境有成，方使近代佛学研究得以开展，判教研究也是在此之后才应运而生。20世纪前半期中，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判教研究有黄忏华、汤用彤等。
黄忏华，氏广东人，1914年偕胞弟黄树因至金陵刻经处从欧阳竟无学佛学，后久居南京，知识渊博，研究领域广阔。代表作《佛学概论》、《中国佛教史》于30年代出版（商务印书馆），其《中国佛教史》，与此前已出版的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蒋氏在“凡例”中注明是据日人境野哲着《支那佛教史纲》增补而成）相比，黄着是近代中国学人首次独立撰着的第一本完整的中国佛教史著作，此书首次较深刻全面地涉及各佛教学派、宗派的教理思想研究，并且，首次对判教展开较系统的探讨。
对中土判教的缘起，他概括为两个方面：
其一，佛教传来，到南北朝“三藏教典已大致译出。这些教典在印度所属派别有异，义理互有出入”,中土学者的解释阐述不一，更形异解分歧，“然而佛教教义，是在多样之中有它的统一的理体，而学者爬罗剔抉，又可把这些纷歧的教义加以整理，分别归纳作几个范畴，更把它有秩序地配列，统一在体系的组织之下，于是形成一个佛教大一统的构图；这是教相判释发生原因的一面。”
其二，“由于这时教典略备，学者钻研探讨，各有所崇，思想体系逐渐成熟”,因而宗派雏形开始呈现，“他们把释迦如来一代的教法，依一家的义旨，或者加以时间的配列，或者就教理的深浅加以组织，剖判解释，以阐明各家在整个佛教当中所占的地位和价值；这是教相发生原因的又一面。”
中土各家判教思想中，黄氏认为最重要的是天台宗智顗的判教，他指出：
当时印度佛教之一切法门，悉移植于中国，然纳诸中国思想之炉鞴中，而陶治铸造之；以南朝佛教，即承龙树之《三论》、《涅 》两宗为骨髓，搀加北朝佛教；以于印度佛教之外，唱出放一大异彩之教义；施五时八教之判，料理一代之教法；演五略十广之说，光显圆顿之解行；教观周备，极法海之伟观者，智 也。“
黄氏未进一步深入讨论天台宗教判教的意义，但视其为铸宗派教理之思想框架的意思，是明显的。1949年后黄对判教问题续有撰述，但基本思想未再拓展。
汤用彤（1893--1964年）原籍湖北黄梅，生于甘肃，1918年考取官费留学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硕士回国，在北京大学等讲授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等课程。其名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38年初版（商务印书馆），迄今在学术界仍较有影响。此书中也涉及到判教问题。他指出：
印度佛典出世先后不同，各有其立义之宗旨，学说之背景，于是陈义纷繁，而有二乘诸部，性相各宗。及经论东流，研读者多，又各抒其所见，而异说并兴。判教之说，盖求于印度佛教之纷歧，作一整理统一之区画。又欲于依判者之宗义，以平章中国流行之异说，而定于一尊。其包举既广博，而计划亦至伟大。中国宗派之形成，实凭籍于此。……而华（严）、天（台）二派之判教为其整个学说之骨架，至为重要。
判教之事，不但与宗派之成立至有关系，而研究判教之内容，亦可知时代流行之学说、研究之经典为何。盖判教之所采取，必为当时盛行之经典与学说，故实其时佛学情形之反影也。
汤氏另一佛学著作《隋唐佛教史稿》原是作于3、40年代的讲义稿，由汤一介整理后于1982年出版（中华书局）。书中未专门研究判教问题（原稿第四章十节”综论各宗“是仅有一二百字的提纲，见汤一介”隋唐佛教史稿整理说明“,同书3页），他对由判教而产生的宗派，特别给出定义谓：
佛法演至隋唐，宗派大兴。所谓宗派者，其质有三：
一、教理阐明，独辟蹊径；
二、门户见深，入主出奴；
三、时味说教，自夸承继道统。
黄、汤二氏对判教的研究，代表了1949年前半个世纪学术界的水平。其基本特征有二：
一，提出判教问题是佛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不但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大致规范了对此问题研究的框架，在20世纪下半期仍有一定影响；
二，对判教之具体研究，尚未深入展开。
2、佛教界研究情况要述
此时期中，由于欧阳竟无先生主持的南京支那内学院和太虚法师主持的武昌佛学院的先后举办，深入推动了佛学研究。就判教研究而言，最有意义者应推太虚法师、印顺法师。
释太虚（1889--1947年）俗姓吕，原籍浙江石门县，出生于浙江海宁县长安镇，16岁出家。太虚论述的份量大。太虚指出：
天台、贤首、三论、唯识、禅、净、律、密这大乘八宗，其境是平等的，其”果“都以成佛为究竟，也是平等的；不过在”行“上，诸宗各有差别的施设。……故各宗有各宗的方便殊胜施设，这样来判摄一切佛法，与古德的判教，完全不同了。……八宗既是平等，亦各有其殊胜点，不能偏废，更不能说此优彼劣，彼高此下。
太虚说这是他第二期对佛法（判教）的见解，这个见解以后发生了变化：
在民国十二三年后，我对佛法的见解，就萌发了第三期，……与前第二期迥然不同。第一期的见解，可以说是承袭古德的，第二期的见解，是摄小归大而八宗平等。因为佛是唯一的，所以佛所说的法，当然也就是一味了。
总的说来，太虚的第三期判教思想，是在第二期”八宗平等“基础上，以较单纯的”三期“或”三宗“之说统而摄之。如他强调”法贵当机“、”行是侧重当机者实践上说的“,”今判三依三趣，乃就三个时代机宜的大概而言“,分为”一、依声闻行果趣发起大乘心的正法时期“,”二、依天乘行果趣获得大乘果的像法时期“,”三、依人乘行果趣进修大乘行的未法时期“,由此他更提出”人生佛教，即由人乘进趣大乘的佛法。“又如在当时较有影响的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及义理问题的讨论中，太虚依教理分大乘佛法为三宗：法相唯识宗、法性空慧宗、法界圆觉宗；印顺法师发挥此说，分佛法为：虚妄唯识、性空唯名、真常唯心三宗，就更加明确清晰了。
太虚自己的判教思想，是在判教研究基础上提出，是有感而发，有所为而发，非纯为研究。其出发点，即是以全体佛教为目标，实行改革。太虚判教思想（包括判教研究）中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始终强调佛教为一整体，这是为其佛教改革以全体佛教为对象张目，但也可说，即是突出了传统判教中的”会通“思想；
二，重提传统判教中的”人天教“问题，并予以特别强调，如在《佛法之分宗判教》中，谓”今综佛法之大全，以类别之，可别为三，“以”三教“判分全体佛教，即化俗教、出世教、正觉教，其中”化俗教“即”谓人及天等五乘之共教“.
本世纪佛教界未见再有其他人能如太虚法师之重视判教，同时，也未再见其他人能对判教研究有如此深入的研究，并且有较系统的”判教思想“之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