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本抑末 重农贵粟--晁错《论贵粟疏》详解
肖旭
晁错,西汉政治家。颍川人,少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所,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被遣从济南伏生受(尚书),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土,拜太子家令。又以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他继承先秦法家“重本抑末”思想,力主削弱诸侯势力,维护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举贤良文学,对策高第,又数上书文帝,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帝不听,然奇其材,迁中大夫。景帝即位,以为内史,言事辄听,始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袁盎申屠嘉皆弗善之,而错愈贵,迁为御史大夫。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自西汉初就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秦楚之际,四方兴起,农民失去土地,不少农民“背本趋末”,弃农经商,造成大饥馑灾难,致使一石米钱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刘邦下令奖耕农桑,休养生息。到文帝刘恒时,晁错上疏皇帝,提出贵粟的主张和具体办法。据《汉书·食货志》记载: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人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人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使国家经济迅速好转,从而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局面。
本文是一篇奏疏,针对汉初社会经济情况,通过具体分析,提出欲使国富民强,势必“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本文重点是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包括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具体措施和重大意义等。
本文第一、二、三自然段为第一部分(“圣王在上”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着重阐明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即重农抑商、发展农业生产(“务民于农桑”、“贵五谷而贱金玉”)以“开其资财之道”.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为开其资财之道也。”“圣王”,圣明帝王。“食之”,给他们吃。“衣之”,给他们穿。“资财之道”,获得财富的途径。(圣明的帝王身居王位,他的子民不受冻不挨饿的原因,不是他能够亲自耕种供给他们吃,亲自织布供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够为百姓开辟生财之道啊。)“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其也。”“九年之水”,九年水灾。“七年之旱”,七年旱灾。“亡”,无。“捐”,抛弃。“瘠”,瘦弱。“备先具”,备灾的物资早就准备齐全。(所以尽管尧舜的时候有九年的水灾,商汤的时候有七年酷旱,然而他们的国内却没有饿死路边的人,那是因为他们备灾物资财富而且预先有准备的缘故。)“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天灾数之水旱,而蓄积未及者,何也?”“海内为一”,全国统一。“不避”,不让。不亚于。“蓄积未及”指粮食的储备赶不上汤禹的时代。(现在全国统一了,土地的辽阔,人口的众多,并不少于商汤大禹的时代,加上又没有连年的旱涝大灾,然而积蓄却赶不上大禹商汤的时代,这是为什么?)“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遗力”,余力。指土地还有潜力。“山泽之利”,山林、湖泊中的物产。“游食之民”,游荡吃闲饭的人。(就因为)(土地还没有充分利用,百姓还有余力,生产粮食的土地未能充分开垦出来,山川水泽的资源未能充分开出,没有正当职业的人未能全部归回到农业生产上去的缘故。)“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着”,附着。“地着”,定居下来以土地为生。“离乡轻家”,离开乡土,不恋家庭。“民如鸟兽”,老百姓像鸟兽一样到处乱飞乱跑,随处就食。“池”,护城河。(如果人民贫穷,奸邪的行为就会产生。贫穷产生于吃穿不足,吃穿不足的产生于不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定居就会背离家乡、不重家庭,人民就像鸟兽一样了,即使有再高的城墙、再深的护城河、再严的法律、再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奸邪的行为啊。)
以上为第一层次,古今对比,阐明今世“不农”有悖于古先圣王“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先说古,从正面树立了榜样。古代圣王是如何治理国家的:他们注重的是为百姓开辟获取财富的途径,注重的是国家的积蓄,因而有备元患,即使有九年之水灾,七年之旱灾,而“国无捐瘠”.然后再道今,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今的现状和危机是:虽然风调雨顺却“蓄积未及”,而“蓄积未及”的原因,就在于“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而从国家的角度讲,就在于未能“劝农力本”.这就为全文的立论奠定了基础。
第二层次(“大寒之于衣”至“故民可得而有也。”)从发展农业、安定百姓和巩固政权的关系上论述了重农贵粟的重要性,阐明“不农”之害,提出“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的主张。
“大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不待”,顾不上。“轻暖”,又轻又暖的衣服。“甘旨”,甜美的食物。“不顾廉耻”,不考虑廉洁和羞耻。指农民起来反抗。(人在寒冷的时候,对于衣服的需求很低,顾不上选择又轻又暖的衣服才穿;饥饿的时候对于食物的需求很低,顾不上挑选甜美的食物才吃;饥饿寒冷危及自身,就不会顾及廉耻,甚而起来反抗。)“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人情”,人的实际情况,指生活需要。“再”,第二次。“不再食”,不吃第二餐饭。“终岁”,一年到头。“保”,抚养、养育。(人之常情,一天吃不上两顿饭就会饿,一年不添棉衣就会冷。肚子饿了,得不到吃的,肌肤冷了,得不到穿的,即使再仁慈的母亲也不能保养她的孩子,仁君又怎能安抚他的百姓呢?)“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务”,使……专力从事。“务民”,使百姓努力从事。“薄”,轻。“赋敛”,赋税。“广”,扩大。(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使百姓专力从事于农桑生产。减轻赋税,扩充积蓄,从而充满粮仓,防备水旱灾害,所以就能够拥有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
作者针对当时农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没有保障这一严重现象指出,百姓如果不务农,财富就会不足,财富不足,就会产生贫穷,贫穷就会导致“奸邪”的产生,百姓就可能犯 上作乱,铤而走险。因此,只有“务民于农桑”,鼓励人民积极从事农业生产,才能消灭“奸邪”行为,消灭贫穷,消灭财富不足的现象,才会国富民泰,长治久安。
第三层次,(“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至“贵五谷而贱金玉。”)从粟米布帛珠玉金银的实用价值的对比中,论述了重农贵粟的重要性。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 “上”,指皇帝。“牧”,牧养,引申为统治。“趋利”,追逐财利。“如水走下”,如水向低处流。“亡择”,没有选择。“亡”,同无。(老百姓怎么样,在于国君统治他们的方法,他们追求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西南北都不加选择,哪里有利就往哪处走。)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故也。”(那些珍珠美玉黄金白银作为物品,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寒冷的时候不能穿,可众人都认为它贵重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皇上用它的缘故啊!) “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轻资也。”“把握”,手掌里。“在手把握”,拿在手中。“周”,遍。此为走遍,周游的意思。“患”,忧虑。“背”,背离,背叛。“去”,离开。“劝”,鼓励。这里有助长的意思。“亡逃者”,逃亡的人。“轻资”,轻便易于携带的财物。(珠玉金银作为一种东西重量轻、体积小、容易收藏,放在手里便于携带,可以凭借它走遍全国,而没有饥饿寒冷的忧患。这就能使臣子轻易地背离他们的君主,使百姓很容易离开他们的家乡,令盗贼受到引诱,逃亡者得到了轻便资财。)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长于时”,长成要一定时间。“聚”,聚集。这里指收藏。“聚于力”,收获要费很多人力。“石”,古代一种容量单位,以十斗为一石,一百二十斤。“数石”,意指若干石的粮食。“中人”,中等体力的人。“弗胜”,拿不动。“奸邪”,指奸诈邪恶的坏人。“利”,认为有利。“所利”,所贪求。(粟米、布帛,从土地上产生,在一定的时候生长,靠人力来聚集到市场上,不是一日可成的。几石重的粮食,中等体力的人也拿不动,所以粟米布帛不被奸邪的人所贪图利用,一天得不到它,饥饿寒冷就要到来。所以贤明的君主应看重五谷而轻贱金玉。)
作者针对现实时尚中不利于农业发展的社会风气指出,“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粟米布帛则“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人日常生活之所需。如果贵金玉而贱五谷,则容易为奸邪所利用。所以真正的明君应当贵五谷而贱金玉,重农抑商。
以上为第一部分,阐明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论证“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
第四、五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今农夫五口之家”至“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指陈时弊,针对商人兼并、农人流亡的严酷事实,从农民和商人的社会分配、生活境遇的对比中,论证“贵粟”主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今农夫五口之家,……给徭役。”“服役”,给官府服劳役。“薪樵”,木柴。“治官府”,修理官府的房屋。“给”,供给。“给徭役”,应官差。(现在一家五口的农民家中,为官府服劳役的不下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过一百石。他们春天耕种,夏天锄草,秋天收割,冬天贮藏。砍柴火,修整官府的房屋,供应官差和服劳役。) “春不得避风尘,……养孤长幼在其中。”“私自”,私下,即个人之间。“送往迎来”,指交际往来。“吊死问疾”,祭奠死人、慰问病人。“孤”,幼而无父。“养孤”,抚养孤儿。“长”,养育的意思。“长幼”,抚育儿童。(春天顶着风尘,夏天冒着酷暑,秋天淋着阴雨,冬天受着寒冻。四季之中,没一天歇息。又加上个人亲友间的交际应酬,吊丧探病,抚养孤儿,培育幼儿,这些费用都得在农产品中支出。) “勤苦如此,……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尚、复”,均当还讲。“被”,遭受。“政”,同“征”,征收。“急政”,紧急征收赋税。“不时”,不定期,指无节制。“朝令而暮改”,早晨发布命令,晚上就把赋税命令改了。“具”,交纳。“当具”,这里指当交纳赋税的时候。“倍称”,加倍。
“鬻”,卖。“责”,同“债”.(他们辛勤劳苦已经这样,还要遭受水涝干旱的天灾。紧急地征收和繁重的赋税,征收赋税又无节制,早上发布命令,傍晚就改变。当要交纳赋税时,有粮食的人把粮食贱卖,没粮的人只好向人借高利贷。于是就有人要靠出卖田地房屋甚至出卖子孙来偿还债务了。) “而商贾,大者……有仟佰之得。”“商贾”,泛指商人。“积贮”,囤积,这里指囤积粮食等商品。“倍息”,加倍的利润。“坐列”,开设店铺。“操”,操纵、掌握。“奇”,指余物。“赢”,余利,利润。“操其奇赢”,牟取暴利。“文采”,指华美的衣服。“粱”,精细的粮食。“仟佰”,同“阡陌”,田地的疆界,这里指田地。(而商人们呢,大的囤积货物,获得成倍利息;小的就开铺设店贩卖货物,他们拿着获取的利润,每天在市场上观察行情,趁着官府的紧急需要,所卖的货物价格一定要加倍。所以他们之中男的不耕地锄草,女的不养蚕织布,穿衣必定要华丽,吃饭一定要细米大肉。没有农夫的辛苦,却有田地的收获。) “因其富厚……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因”,凭借。“交通”,交往勾结的意思。“力”,势力。“吏势”,官吏的势力。指那些大商人与地方势力相勾结,其势力超过了朝廷委派的官吏。“相倾”,互相排挤。“游遨”,游逛。“乘坚策肥”,坐好车,赶肥马。“履丝”,穿丝鞋。“曳”,拖着。“缟”,白色丝织品。(他们凭借财富的丰厚,勾结王侯,权势超过官吏,又因逐利而相互倾轧。他们动辄到千里之外去游玩,一路上他们的车马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子,赶着肥壮的马匹,穿着丝鞋,披着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人,农人逃亡在外不能务农的缘故啊。) “今法律贱商人,……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贱”,以……为贱。“好恶”,爱憎。“迕”,颠倒。“乖迕”,相违背。“立”,树立。这里有贯彻的意思。(如今法律上轻贱商人,实际上商人已经很富贵了,尊重农夫,农夫已经很贫贱了,所以世俗所尊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官吏所压倒的,正是法律所尊崇的。像这样上下相反、好恶相背,要富国立法,是不可能的。)这部分作者指出,当时的农民一年辛辛苦苦,到头来却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而富商大贾们“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作者通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境遇的强烈对比,指出要重农就必须抑商,不抑商就无以重农,从而强调了重农抑商至关重要。而且特别强调,重农抑商不能仅仅停留在政策、法律和口头上,而必须实实在在地落到实处。
第六、七两个自然段为第三部分(“方今之务”至结尾),提出“贵粟”主张的具体措施(“使民以粟为赏罚”“入粟以受爵”),并强调“贵粟”主张的重大意义(“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
“方今之务,……在于便民以粟为赏罚。”“方今”,当前。“务农”,专事搞农业。“以粟为赏罚”,用粮食作为赏赐手段。(当前最要紧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劝民致力于农业生产更好的了。要想让人民专心务农,就在于提高五谷的价格。抬高五谷价格的办法,就在于让人民用粮食作为奖赏和惩罚的手段。)“今募天下入粟县官,……粟有所渫。”“募”,号召。“县官”,指官府。“爵”,封建社会里只有名誉而无官职的贵族等级。“拜爵”,封给爵号。“渫”,同“泄”.分散,流通。“粟有所渫”,使粮食从富人手里分散出来。(现在如果在普天下劝募百姓把粮食交给官府,以此就可以得到爵位,可以免罪。那么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财,粮食就可以分散到各处。) “夫能入粟以受爵,……令出而民利者也。”“损”,减少。“令出”,法令公布。“民利”,对人民有好处。(如果能够实行献粮受封的政策,那么天下都是有余的人,从有余中取出来供给皇上使用,那么贫苦之家的赋税就能减少,这就常说的减少有余,补充不足,发布这个命令就对人民有利啊!) “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主用足”,官府的需用充足。“劝农功”,鼓励农业生产。(这种办法合乎人民的心愿,补足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朝廷的财用充足,二是人民交纳的赋税减少了,三是鼓励了农业生产。)“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政之本务。” “今令”,现行法令。“车骑”,战车战马。“车骑马”,能驾战车的马。“复”,免。“复卒”,免除兵役。“武备”,军队的装备。“神农”,传说中的古代帝王,传说他首先教人种植。“汤池”,以沸汤为池,比喻护城河的深险,不易通过。“步”,古代的一种长度单位,约等于当时的六尺。“带甲”,穿铠甲的,指武装的军队。“大用”,意即最宝贵的东西。“政”,政治,这里指治理国家的意思。“本务”,根本性的大事。(现行的法令规定老百姓如果能出战马一匹,就可以免除三个人的兵役。战车和骑兵,是国家的军事装备,所以用免除兵役的办法来鼓励百姓上交战马。古代神农氏流传下来的教导说,即使有数十尺高的石头城墙,数百尺宽的护城河,数百万的军队,然而没有粮食,也是守不住的。由此看来,粮食是帝王最需要的物资,是政事最根本的要务。)“令民入粟受爵,……塞下之粟必多矣。”“五大夫”,汉代第九等爵位。“功”,功效。“擅”,专有。“塞下”,边疆,当时指长城一带。(现在发布法令让人民以献纳粮食受到封爵,爵位到了五大夫以上才能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要比献战马的功劳强得多了。爵位,是皇上所专有的,只要您开口说句话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大家。粮食,是人民所种的,它们也会从地里长出来不会缺少。况且得到高位和免除罪过,又是人民所特别乐意的呢!让天下的人民把粮食献到边疆,以此受到封爵、免除罪过,不过三年,边疆的粮食就会多起来了。)
作者论述了重农贵粟和重农抑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后,又对照“今令”中“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的规定,说明了“入粟以封爵”事半功倍的种种好处。最后指出,贵粟的结果不仅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加强国内统治,而且在于能够防备边塞、巩固国防。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重农贵粟”,“务民于农桑”,“开其资财之道”.
中心思想是:本文针对汉初粮食积蓄少,商人夸富,农民贫困,社会不安定的情况,提出重农贵粟,重农抑商以及“务民于农桑”“开其资财之道”的主张,指出只有“薄赋敛,广畜积,实仓廪”,才能国富民安。
本文重点是“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包括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具体措施和重大意义等。
1、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作为奏疏,既要充分陈述政见,又要考虑不能冒犯 皇上,使皇上能够采纳意见。因此,文章开篇即从尊古意识出发,以古代圣王的业绩比照现实,指出今世无天灾,而“畜积不及”的关键在于“不农”.在此基础上进而阐明“不农”之害,并通过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价值、作用的比较分析,提出“务民于农桑”、“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明确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从而论证了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
2、贵粟主张的具体措施。贵粟主张是针对“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所导致的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流亡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其具体措施是:“入粟受爵”、“以粟为赏罚”.这是晁错“贵粟”论的核心内容。这一措施其利有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既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相吻合,又能矫正贱五谷而贵金玉的时弊,使国富民安。因而被文帝所采纳。
该文的难点在于透过贵粟主张的现实针对性,进而领会文章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本文虽开篇即阐明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论证“贵粟”主张的指导思想,但文章所论并非我国固有的重农思想的泛泛之谈,而是具有了强烈的针对性。文章第三部分指陈时弊,是本文现实针对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提出“贵粟”主张具体措施的重要基础。汉文帝并非不肯重农,关键在于政策失误。文章通过务农与从商的苦乐对比分析,指出“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为商人“兼并农人”造成可乘之机,以而形成农人流亡,国难富,法难立的局面。这便为提出“以粟为赏罚”的具体措施奠定了现实基础。
“重本抑末”本为先秦法家思想,也是汉初基本国策。作为一种思想主张,虽不难为国君所接受,但力避空泛,密切关注社会,则却未必切实可行。理论的生命,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的高明之处,是作者能够在传统重农认识的基础上翻进一层,把重点放到“贵粟”问题上,紧密联系实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不仅论说有力,说服了国君,而且切中讨弊,缓和了农民大量逃亡、土地兼并日渐加剧以及边防力量不足等现实矛盾,对汉代生产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该文的写作特点
1、本文主要釆取了层层对比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文章通篇正反对举,观点鲜明。开篇即以古今比况,阐明今世“不农”有悖于古先圣王“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继而论不农之害与重农保民之理形成对比,提出“务民于农桑”的思想主张;接着通过珠玉金银与粟米布帛价值、作用的比较分析,强调明君应重农抑商“贵五谷而贱金玉”的道理。第二部分指陈时弊,以农夫与商人苦乐的对比分析,指出“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第三部分提出对策,则通过“复卒”和“人粟受爵”利弊优劣的比较分析,以论证“贵粟”主张的重大意义。总之,通篇正反对举,力陈利弊得失,使正面观点更为鲜明,更具说服力。
2、行文中运用了议论的连锁推理,如“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由此及彼,环环相扣,增强了文章的论辩力。
3、立论精辟,论述严密。文章的中心意旨是阐明“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第一部分先阐明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为“贵粟”主张确立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指陈时弊,正确的政策是实施基本国策的根本保证。文章通过对比分析,尖锐指出“急政暴虐,赋敛不时”的政策,是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部分提出“以粟为赏罚”的具体措施,并论此措施“主用足”“民赋少”“劝农功”等三大作用,从而与开篇提出的重农抑商以“开其资财之道”的宗旨一脉相承。全文围绕“重农贵粟”的思想主张,阐明宗旨,指陈时弊,层层推进,逐层深入,立论精辟,论述严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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